永远在民间

一个有理想、有尊严的人，一个于公于私都称职的人，长眠于此。

 

2月12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是正月初六，按老家的习俗，是给父亲选择墓地和下葬吉时的日子。

阳光再次铺洒在这个阴冷了一冬的小城。

妈妈相信这些不是巧合，而是天意。

 

 姐弟恋 16岁时老李开始和老程谈恋爱。但是最先看上老程的不是老李，而是老李他妈。她对给儿子相媳妇有着惊人的热情，每个儿子只要长到十二三岁，她就开始明里打听、暗地睃巡，把三村六寨的年轻姑娘们打量个遍。

当年老程是村里未婚女子中的佼佼者。聪明，是极少数从乡完小考上地区重点中学的女生；能干，少年丧母，却把一个家里里外外操持得井井有条；关键是还“盘亮条顺”。后来的事实说明，老李他妈相媳妇的眼光其实相当有限，她主要还是看上老程的外表，而不是她的素质和美...

童年事 老李的童年事，我知之甚少。只听老李的妈妈说过，因为是长子，他的童年算是兄弟姐妹5个里面最享福的。

有照片为证：年轻时候也算时尚人物的父母带着他在相馆里一照就是三张像，在50年代的中国农村应该是件奢侈的事。照片上的小男孩穿得很体面，戴着皮帽子，尤其是留着长发，说明父母相当宝贝他。

老李15岁之前的生活，由于缺乏更多细节的支撑而难以推想。就连一个村长大、后来跟老李建立最亲密关系的老程，都没有在那一时期留下关于老李的深刻印象。她只记得，老李内向羞涩，不跟...

生命的温度

父亲生病前，一直表现得强悍严厉。这只是他的外壳，其实里面包裹着特别柔软的心。

父亲对女儿的爱很深沉，他会在繁忙的工作中骑自行车到10多公里之外的奶奶家告诉我考上重点中学；他会在我高考分数刚刚出来时就驱车千里去拜访我志愿填报的那所高校；他会在得知我周末要回家时从街上大包小包买回我爱吃的水果和零食；我决定买房时向他借钱，他不肯让我带现金回省城，自己第二天亲自送到我单位，没顾上喝口水就赶回去上班------

但是他不肯给我拥抱，...

 1月29日 星期二

明显感觉到父亲情绪的低落。

明显感觉到他对每个亲人的眷恋。

因为这毫无人性持续10多天并且没有好转意思的凝冻，我们必须在晚上8点之前回家，第二天又要等到差不多中午才能到医院。每天父亲总要催我们快走，可是小叔来看他时，他清楚记得我们离开了多少分钟。有一天他睡着时我们离开，第二天护工说，父亲醒来没见到我们，护工告诉他我们走了，他还是坚持要护工到走廊上看看我们还在不在。

每天晚上，我们都...

1月27日星期日

    2008年的1月，有生以来最寒冷的冬天。

据媒体说，这是贵州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寒冷的冬天。

我的家，也正在经历一场严峻的灾难。

父亲生病住院，到今天刚好一个月。严重的肝硬化，大量的胸水，使一向强壮的父亲经历了昏迷和数次危险时刻，一天天虚弱下去。

医生说，他们没有更好的方案，来帮助父亲抑制胸水的迅速生长。之前，胸水挤压已使父亲的...

2月7日   星期四

2月4日早晨8点55分，父亲离开我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他走的前夜，我守在他身畔，怀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喂他吃很苦的药。

他已经说不出话，每次我在他耳边唤他吃药，他都很努力地张开嘴，又很努力地吞咽。

凌晨4时，在母亲流着泪用棉签一遍遍清洗他的牙齿后，父亲停止痛苦的呻吟，安静地睡去。我盯着标示父亲生命体征的监护器，眼睁睁看着他在睡梦中，心律越来越高，血压越来越低，呼吸越来越...

 写下这个标题时,心依然痛楚而惶恐:我还是不愿相信,他已经永远离开.

在父亲住院的40天里,每天在医院陪伴,拼命为他做事,还是觉得不够.怎么都不够.

父亲走之前,零星写下的三言两语,自己都没有勇气打开看.

朋友们都对我说,逝者已矣,生活还要继续.

何尝不明白.

只是对父亲,歉疚太多,遗憾太多.

 

以文字为职业的人,却对父亲吝惜...

今晚一上Q，那个蓝色兔子头像就闪出来，通知我说：“你被点名了，快上我的博客答题。” 传说中的博客点名游戏，终于轮到我了。

8月去榕江一个叫大利的侗寨，听到很多神奇的故事。其中，对几个关于投胎转世的，印象尤其深刻。

侗人的生死观，不知是受佛教影响，还是原创版本来就跟佛教有诸多吻合，反正他们认为人死后要上天。据说亡者的魂魄在路上都会遇上一盆水，很混，有人愿意喝，也有人不肯。喝了混水的亡灵就会忘掉前尘往事，而不肯喝的则会将前世的记忆带到今生。
夜里，月色皎洁，凉风吹拂，溪流叮咚。村人一边与我们把酒言欢，一边讲述传奇。他们说，本地就有三例不肯喝浑水的亡灵，转世投胎后，前世和今生纠缠在一起，平添了无数悲欢离合。

寨里某男，从学步起，就愿意把所有吃的玩的，反正只要是他认为的好东西，全部抱去送给本寨的一位婆婆。起初他的父母及村人都大惑不解，等他能清楚表达时，才告诉大家，他前世是这位婆婆的丈夫。人们不信，他又说了很多当年的生活细节，并且都得到婆婆的印证。后来村人认为这种情况有悖伦理，就请人朝他泼了盆牛血，这个人才忘掉往事，不再对婆婆有异常之举。现在婆婆已去世，而这位男子还健在，亦娶妻生子。村人在他及其家人面前，都小心谨慎、不再提及此事。
寨里一名中年男子，到从江做生意，在一间饭馆吃饭。老板娘很年轻，一见这名男子就问他，是不是从榕江大利来的某人。男子大为惊讶，问她如何知晓，她便滴下泪来，说前世是男子的父亲，投胎转世为女子。见男子半信半疑，她又举出其家有条板凳下刻了什么字，哪面墙上糊的什么报纸，无不与男子父亲在世时相合。男子返家后告诉亲族，大家认为应该相认。于是两家成为亲戚，互有往来，并且一直尊称年轻的老板娘为“父亲”。
而第三个故事，听起来就颇为惊心动魄了。解放时期当地一名大地主，是被枪决的，投胎转世为大利邻村的一名女子。从记事起，她跟家人说，头经常痛，而且一痛就想起前世被子弹轰穿头颅的情景，血光像雨雾一样喷开。挥之不去的往事，令女子极为痛苦。她的家人想了很多办法，想帮助她忘记。可是无论泼牛血、杀鸡念咒、还是其他法术，都赶不走她的前世魂灵。这女子终其一生，都在前世顽固的阴影下，憔悴抑郁。

投胎转世之说，实难令人置信。然而听故事时，依然生出感动与敬畏。至少在当地人心中，世间存有执着的爱情与亲情，可以穿越生死之隔；也存有深刻缠绵的苦楚，乃至来生亦无法解脱。
人可有灵魂？可有前世今生？谁知道呢。
   将大利听来的故事说与小梅，她默然。之后讲起，曾有位师父说，她与好友傅姐前世是一同修行的尼姑。而她与傅姐的交往，也颇特异――头天，小梅清楚地梦到一个陌生女子的形貌，居然，与第二天初识的傅姐一模一样。
我的经历里面，有那么几次，初到某个地方，居然有似曾相识之感。最奇特的一次，是大学时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某个炎热的下午，一个人清扫外语系的教室。当时觉得很搞笑，因为我上的是中文系，怎么会去扫外语系的地？然而，一年以后，我辅修计算机专科，教室就设在外语系。有一天上课去得太早，又觉得教室实在太脏，于是打扫起来。当我端着垃圾箕走出教学楼，炙热阳光将头顶晒得发晕，突然发现这一情景跟我之前的那个梦完全一致。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跟一些人“白头如新”，跟另外一些人“倾盖如故”，而且很多时候，这种分别来得毫无理由。也许这就是前世的因缘，而我们因为喝过奈何桥上的孟婆汤，也就是侗人认为的那盆混水，所以不记得来龙去脉。但是一些过于深刻的人和事，是否还会留些痕迹？当我们初会时惊诧：“好生面熟，在哪里见过？”是否前世的灵魂在相互致意，而今生的凡胎勿自懵懂？
谁知道呢。

6月的那次出差，诸事不顺。
来之前，就得知水尾那边路塌方，小利的路也塌方。水尾是去不成了，去小利也要步行一个多小时。
到了河坝，小付才发现忘记带相机。我们带了两台电脑，我的那台没有内置光驱，安装不了无线上网驱动程序，跟小付换用。结果路上她发短信来说，我的那台电脑居然怎么都打不开。我用这台电脑，本来意在上网，因为手里很多工作必须完成以及发送出去。第二天早上却不知何故，网卡明明插着，电脑就是不承认。打电话问任飞，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
偏偏行至三都朱哥半夜突发胆囊炎，当地医院建议他输液，他坚持只打针。估计是担心花钱多。跟黄寅商量，决定回贵阳。因为担心他即使暂时止痛，如果路上劳累又发作，到时候真是无法可施。
李志南老师打电话过来，说他本来交给年轻人筹备的会，遇到大麻烦，他必须留在昆明处理，所以不能来参加我们下周的结题会。请他联络尹仑或安迪，一个在泰国，一个在中甸，也来不了。
从三都回贵阳的路上，朱哥蜷在后座，终于睡了过去。听邹师讲他早上居然想去小诊所，心里颇为酸楚。昨天我们吃完晚饭在县城闲逛，邹师给小红姐买了一件衣服，问朱哥要不要也给嫂子买一件，朱哥说不买。路上他讲，今年他家里喂的两头猪生病死了，一头母马刚怀上小马也病死了，损失了几千元。他还说起马哥出去交流学习时，也是来自贫困农村的同行问他，你们出来做NGO，到头来自己家，自己的家乡还是贫困，会怎么想？朱哥说，后来马哥总在说起这个事，颇为黯然。
头天在下司吃饭时，朱哥讲他的梦想，是有一天可以去蒙古大草原，还有西藏去看看。“人活一世图什么？图开眼啊。”朱哥说。我笑，说其实朱哥马哥都是浪漫的人。

从丹寨到三都的路上，风景美得如在画中。突然想起堂姐，她跟我在同一个院子里出生，又总在一起玩，直到8岁时我随父母搬进城。那时妈妈就经常讲，我跟堂姐一般大，又生在一个院子里，可是境遇大不相同。因为贫困，堂姐从小营养不良，看到吃包谷饭就哭。而我，整天惦记着要吃包谷饭。于是妈妈经常用大米饭跟伯娘换包谷饭。
我进了城，上了大学，在省城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夫婿是学历相当的同事。堂姐则18岁时就嫁给本村的男人，生了一堆孩子。老家的人说起我们两个总是感慨，人跟人，命不同。
想起堂姐时，我在猜，她的梦想和痛苦是什么呢？她的梦想，也许只是能到省城玩一趟，或者终有一天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她的痛苦，可能是生活的窘迫和丈夫的老拳。
她的梦想，于我，早已抵达；她的痛苦，于我，从未经历；那么，按堂姐的眼光，我如在天堂，生活比蜜甜。事实却是，我依然有刻骨的痛、挥之不去的烦恼，我依然经常陷入无奈与挣扎。我真的，未必比她幸福。
小舒曾写，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一个人的城市。我想，其实整个世界，都是一个人的世界。
无论是梦想、痛苦还是喜悦，都是你自己的。人生的模样会不同，可能你的甜正是他的苦，而他的痛却是你的梦。但无论怎么的人生，都逃不出五味俱全。
那么多虔诚的人寄望来生，就是因为现世没有彼岸。

柏香林，金沙县湖水乡一个自然村。
很久以前，柏香林因生长着几棵数人合抱的柏树而得名。其中一棵，是当地神树，享受方圆数里的香火。除了柏树，这里还曾经遍布原始森林。经历了50年代大炼钢铁和70年代末毁林开荒，大部分原始森林被破坏，那几棵神性的柏树，也无一幸免烧成炭，却没有炼成钢。然而硕果仅存的部分，仍然被命名为省级森林公园。当年的规模之巨，可想而知。
初到柏香林，若不是早有所闻，你很难想象，眼前的茫茫林海，在20年前大部分是石山荒坡。走进那些幽深的树林，眼前景象不可思议：一棵棵参天大树，居然就长在硕大的石头上，或者从石缝中挣扎而出，手臂一般壮硕的树根在石壁上裸露缠绕，然后深深插入石头的缝隙。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总结这里如何能让中科院专家断言不能恢复生态的石山荒坡重新长出莽莽丛林。尤其是，他们如何能在石头上植树成林。
那些什么土壤、水分什么的，留给专业人士去讨论。我关心的是，当初他们凭什么认为石头上能长树。
答案让我惊讶和感动。
他们说，树和人一样，条件好的就站在土里，条件不好就站在石缝里，只要站得住脚，一样长得大。
他们还说，树和人一样，需要跳舞，人跟着芦笙跳舞，树随着风儿跳舞，树根钻进石缝，树身就能跳舞了。所以同样的荒坡，有大石头不怕，只要有石缝就行，但是只有碎石的草坡就不行。连小草都是“春夏青龙，秋冬黄龙”，树又怎么能立足呢？
树跟人一样，要有亲戚朋友，所以“树要活，不烧坡”，也不能大面积清理杂草杂木；
树跟人一样，要成寨子，互相帮衬，日子才好过，所以树不能只种几棵，而是要种一片。
树跟人一样，挨得太近会挤，离得太远会孤单，所以要栽得匀称，又要给每棵树留出足够的成长空间。
我不知道这些想法和做法，在专业学科里面是否有对应性的解释。但是我看到的事实，是他们就是用这种很“土”的想法和做法，让4万多亩荒山重新披上绿装。
树跟人一样，有灵魂，有感情，有家庭，有朋友-------柏香林的人们，将自然和人类视为一体，懂得尊重。所以树们也乐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只要有立足之地，有一点阳光雨露，都努力地活好，长大。
树跟人一样。就是这么简单。

又到西江。对于那层层叠叠、气势恢宏的苗寨，已不象那些初来者那样感觉震憾。
在寨子的高处，我们遇到西江的活路头。
这是个孤独的老人。他的孩子在外地打工，老伴也离家去带孙子，只剩他一个人在家。他每天为自己做饭，喂两头猪、一头牛。68岁的老人还要种全家人的水田。
活路头是西江周边16个自然村的庄稼榜样。这个职位在西江是世袭的，据说，西江的祖先指定他的家族的长子为活路头。
他的苗名叫“翁”，意为深水潭。父亲去世时，年仅十六岁的翁就成了活路头。他的任务是掌管农时，相当于神农氏或者大司农，什么时候泡谷种，什么时候育秧，都要听他的安排。
才会走路，父亲就带他下田，教他如何种好稻，如何辨天时，如何举行仪式――苗族种庄稼，要与祖先鬼神做良好的沟通。但是父亲没有来得及把一切都教给他就去世了，村里的寨老们就一起扶助他，将各自掌握的知识倾囊相授，终于使他成为名至实归的活路头。
然而无论他如何聪慧、勤奋和克尽职守，他所处的时代，注定他不能像其父亲和祖辈，一生享有尊崇，并将知识和地位传给他的继承人。
大约10多年前，翁开始无处施展他的才能。杂交水稻取代传统品种，遍布西江田野。什么两段育秧、行距间距、地膜覆盖，翁闻所未闻。他掌握的那一套，曾被信任了上千年，却在短短几年之间，被彻底颠覆和抛弃。
他无从坚守。两个儿子，一个县城工作，一个在外地打工。他去世后，西江不会再有活路头。
其实他的地位，早在杂交水稻引进之前，就开始动摇。分产到户时，自古以来都留给活路头用的一片公田，分到私人名下。那片公田，按老规矩，是由全体村民义务耕作，但收成归活路头支配，用于举办各种仪式和召集寨老们议事。
没有公田，寨老会议多年没开了。我们送他一条烟，他说要留着；之前央视来拍纪录片，付他600元报酬，他也没动用。他一点点地积蓄钱物，只是为了有生之年实现一个小小愿望――不久的将来，再开一次寨老会议。

在柏香林，我看到一对神仙眷侣。
他，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
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这些，不妨碍他们相爱，不妨碍他们幸福。

他说，选了十个女人，才找到最爱的她。
他自结婚以后，每天吃饭，都要给她挟菜。
他66岁时，还记得，当初，在乡场上，偷偷地把一块小手绢，作为定情的礼物送给她。
他说，我是小孩，要听你的话，要一直照顾你，你也要一直照顾我。

她说，我没有文化，只是心好。
她在他决定辞官回家当农民时说，你要做的事，只要是好事，吃再大的苦，我都支持。
她扛着锄头，吃了几年的酸菜豆米，和他上山栽树，昏倒在悬崖边，差点丢了性命，可是一点不后悔。伤还没完全好，又跟着他上山了。

他给我看相，说你是有福的，就是耳朵小了点，所以每天早上要自己扯一扯。命运其实就在你手中。
他给小苏看相，说你也是有福的，就是不能让头发遮住前额。要自信，把自己充分地展示出来。

他说，我是幸福的，你们都会幸福的。

   都说八月桂花香，可是才农历6月，小区里便弥漫开桂花的甜香。
   从大师喝咖啡回来，我送小燕到家门口。我们住同一个小区，只隔着几幢楼，算是邻居。以前一起玩回来，不曾送过她。
   后天小燕离开贵阳去加拿大时，我应该在金沙了。再见面，至少两三年以后。
   朋友们聚散离合，本是常事。
  
   在楼门口我们停留了几分钟。讲起第一次在小区里的碰面，屈指一算，已是6年前。也是夏天，桂树刚刚移栽进来。我在小广场的长廊下，与木工商谈装修工钱。小燕迎面行来，打了个招呼。她也在装修新居，手里拎着一塑料袋合页和钉子。那时我们虽然同事两年，但并无往来，在偶遇前，甚至不知买了同一个小区的房子。
   两个人都在为结婚做准备。还记得她当时穿桔红的长裙，又黑又瘦，被灼热的阳光晒得满脸油光，可是整个人因为年轻和憧憬焕发光彩。在她的记忆里，我亦如是。
  
   之后的一段时间，依然是点头之交。不过也许同为新晋主妇的缘故，见面时三言两语，颇为相得，渐渐走得近了。某天与哥哥在阳台上吃晚饭，看到她与新婚的丈夫牵着手打楼下经过，言笑晏晏，甜蜜温柔的样子。邀请他们上来小坐，于是两个人的交往，变成两个小家庭的交往。
制造很多理由相互拜访，一起做饭吃。一次，还记得是初夏，广玉兰花开时节，两家4口一起去爬山，不留神走出很远，回来时又迷路，折腾到午后才找到一个脏兮兮的小饭馆吃饭。回来后哥哥就病倒了，副伤寒，将养一个多月才好。那年哥哥的生日，也是两家人一起过，我们花了一下午准备晚饭，还别开心裁做了“碧绿黄瓜汤”，用透明的玻璃大碗盛上来，让那两口子赞叹不已。我们还开了红酒。小燕送哥哥一盆茉莉花，白底蓝花的瓷盆，我们都很喜欢。

那时我们都很穷，经常结伴去市西路淘货，各拎一个大黑塑料袋，狂购那些乱七八糟的小物件。然后同打一个车回家，在楼门口“分赃结账”，的士费也要AA，或者说好这回你付，下回我付。
对生活，我们都有着强烈的胃口，显得劲头十足。我和小燕，原本分别代表两个家庭相约，每天早上起来慢跑。结果一个星期以后，两个男人都打了退堂鼓。两个女人却坚持下来，每天清晨6点，早起的那个便会打电话到对方家里“morning call”，然后在小区的环行路上碰面，一起跑上几圈。跑完以后，还要互相练习口语，或者听对方背诵英语课文。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时，经常会方言、普通话和英文交叉使用，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却经常被两个丈夫嘲笑，陌生人更是以奇怪的眼神打量我们。但是我们一点也不在乎，依然故我。
  
   这种生活没有持续太久。两年后，小燕的丈夫去成都工作；再两年，他们的婚姻画上句号。他们两个，曾是青梅竹马的恋人，从十几岁情窦初开算起，爱恨纠缠了十多年，最后平静分手。我跟哥哥的婚姻，也是一路跌跌撞撞，不得消停。放弃自己婚姻态度决绝的小燕，却一直劝我和哥哥要努力，要珍惜。今天她都还在说：“希望你和你哥哥，好好的。”
   小燕的前夫，昨天也从成都赶来，为她送行。我们4个，加上小梅和飞哥，很多年没有在一起吃过饭了。在大师喝咖啡，飞哥像个话婆婆，吱吱呱呱讲个不停。那个一直希望破镜重圆的男人微笑着，坐在阴影里，不说话，用温暖的眼神看着她。
   回家时，还是那4个，可已不是两家人。半路，她的前夫下车去了亲戚家。两个人隔着窗玻璃挥手致意，不知为何，让我心里发酸。

   我们拥抱，告别。一直都说，没什么好伤感的。现代交通、通讯都这样发达，完全可以“天涯若比邻”。可是两个人的眼泪都忍不住掉下来。
  
   时光流逝，改变了很多东西，很多人和事。也使得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人，成为彼此成长的镜子，因而亲厚，深切地相互体谅和关怀。
   无论如何,远行的你,一定要幸福.

话说多年以前，中国与欧洲的航线开辟不久，一只螃蟹（抑或两只？如果真是一只，一定是怀孕的母蟹）爬上船舱，偷渡到欧洲。在中国，螃蟹是上好的美味，但在欧洲，大餐的对象是蜗牛而非螃蟹，甚至压根就没有把螃蟹列入食谱。

由于是外来物种，螃蟹在欧洲海岸没有天敌，因而泛滥成灾，将人家的堤坝啃了个千疮百孔。欧洲人想尽办法，比如杀虫剂、专业捕杀等等，都对付不了生育旺盛的中国螃蟹。转而请教原生国家，得到的建议是，好办啦，吃就行了。

杨庭硕老师引此例说明，所谓生态灾害，可能需归因于文化差异导致的观念障碍。正所谓，此处珍宝，彼处尘埃。所以如果对异文化多些尊重和理解，进而善于尝试和利用，有可能低成本搞定一些用现代科学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从四川到甘肃一线的杨树，因为天牛成灾而枯萎。杨老师讲，要是那边包住宿开工钱，他可招集一支苗族大军，一路吃过去，包管治好这灾。因为对于黔西北的苗族同胞，天牛是只在节日里才吃得到的珍贵食物，他们因此发展出一整套包括从树心里捉出天牛（比啄木鸟还专业哩）到烹饪成美味（据说像炸薯条）的技术和文化。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据说当年台湾“蜗牛入侵”，也是因为这种法国人最高贵的食物，为台湾人所不齿。政府想了很多招，都制服不了这种农业中的害虫。后来是某些人开发出适合台湾人口味的蜗牛菜谱（估计与合群路的炒螺丝类似），一时成为时尚。结果，连小学生们放学后都背着书包直接去捉蜗牛，高价卖给餐馆。于是蜗牛们不仅成不了灾，还几乎被吃得绝迹。

除了同意杨老师的观点，我还想到《百变狸猫》的经典台词：“人类有比神佛更伟大的力量。”以及，人类是所有物种最大的天敌。前段时间跟八毛在合群路吃炒螺丝，就发现螺丝们都很小，可能未成年就被捕，端上餐桌。多半再过些年，螺丝也会从地球上消失了。人类空前强大的力量，能够治服生态灾难，也会制造生态灾难。老话不是说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此番入川，为长见识。
果然长了见识。
一个13岁失学的少年，又被父兄传染了肺结核，贫病交加，被迫放弃学木匠手艺养活家人的初衷。
偶然，傍徨无计的少年从集市上抱养了一对兔子。没有人能预料，这对兔子，成就了今天叱咤风云的“中国兔王”。
少年精心养育这对兔子，每天给它们喂新鲜草料。没多久，母兔打了个洞，钻进去不肯出来。少年依然每天往洞口放草料。某天，母兔结束洞中闭关出来时，身后带了8只小兔。8只小兔拿到集市上，少年赚到此生第一桶金：12块人民币。

当晚，只读到初二的少年用有限的数学知识开始做题：当时的一名国营企业工人的月工资大约就是10多块钱，此外还有一些粮票、布票之类的福利，约合人民币6元。那么，如果养一对兔子，每三个月生48只计，每月可获利用24元。
少年计算的结果是：一名国营企业工人=一对兔子。
一年后，少年成为当地第一名万元户；
又一年，少年的财富增长至12万；
又一年，少年拥有40万身家。这一年，他16岁；这一年，他成为四川省历史上最年轻的省级劳模；这一年，是1985年。少年，叫任旭平。
邓小平对18岁的他说：“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算富。”他一直记着这句话，并且在多年后付诸实践。
***对19岁的他说：“你来北京，带了多少钱？”“20块。”少年自豪地说。“太少了。我给你50块。”

到1993年，当年的贫病少年已成为千万富翁。但是一场分家析产，将他积累的财富分割得七零八落。他和妻子，将家产全部分给父母兄弟，自己从头开始。
多年的经验和磨练是分不走的财富。他们很快重新崛起。
这一回，他把自己的命运与更多的农民兄弟结合在一起。
必须回顾一个偶然事件：他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美国时，一个国际发展机构――“国际小母牛”正打算在中国推广项目。这家以扶贫发展为目标的组织相信，“送人一杯奶，不如借人一头牛”。他们的推广模式是：借给贫困家庭一头奶牛，辅以技术培训，当这头奶牛产仔后，这个家庭有责任将至少一头奶牛和相应的技术传递给另一个贫困家庭。
这家机构计划借给中国代表团的不是牛，而是200只优良种兔。经过长途跋涉，200只兔子抵达中国土地时只剩100多只。当务之急，是找到经验丰富的养兔人，首先将品种保存下来。  
他们相中了任旭平。

他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甚至，他的作为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仅仅三个月，任旭平不仅保存了那硕果仅存的100多只种兔，还接生了近千只兔宝宝。跟国际小母牛借一还一的要求相比，任旭平做到了借一还五，10多年来，他多还了5万只兔子。这意味着，他通过还兔，至少向2万多户农民家庭传递了种兔和饲养技术。
跟国际小母牛在其他国家的兔子推广项目相比，任旭平的兔子王国成长得特别迅速和稳健。他的秘密在于创新：在养优良种兔的同时，兼养土兔做“奶妈”，这样，免除哺育劳顿的种兔可以专心、高效地生出健康的宝宝。

后来，国际小母牛因在消除贫困领域的杰出成就，获得一项国际大奖，任旭平作为执行人的中国兔子项目，是国际小母牛全球项目里面最有光彩的亮点。

近十年的“二次创业”，不仅让任旭平再次步入千万富翁的行列。执行国际小母牛的项目，更让他逐渐摸索出一整套方法，去实践多年前邓小平嘱咐他的话。
他和妻子开始发起“巴地草”运动。
巴地草，是川西山区最常见的一种草。命贱。当地人形容巴地草。只要给一点阳光，有一点雨露，一点缝隙，它便能在大地上延展出一片绿色。
“农民是什么？农民是秋风中的小草，只有发抖的权利。”任旭平说。因为闭塞、因为贫困，很多农民面对生计风险时毫无抵御能力。
巴地草运动的主旨，就是通过种兔的传递，把原始资金、技术、市场传递给所有需要帮助的农民家庭。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把自己获得财富的一切经验也传递下去，教会农民如何把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来经营，重新认识和整合自己的资源，提升能力。“要让农民学会做明白人。”
他还要让农民学会做“超人”：认识到对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责任，为家庭的幸福做坚忍不拔的努力。

有幸，聆听任旭平亲自讲解他和妻子开发的培训教程。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农民培训教程――深入浅入、形象生动、贴近实际、极具感染力和操作性。能开发出这样教程的人，一定特别了解农民，了解农村，还具备宽广的胸怀和视野，以及真挚的感情。
难怪，某县的畜牧局长率队前来学习，没想到听完课后，局长摔了铁饭碗，挂了乌纱帽，也当起了兔倌。
难怪，某高校畜牧专业邀请任旭平去上过搞过一期培训，结果，那边的学生全跑光了，转投任的农民学校。
难怪，任旭平培训的每300名学生中，至少会产生一名百万富翁。
他的农民学校，已培训30多万人。其中，参与巴地草运动的1。7万人，种兔和技术都是免费提供。对慕名远道而来的学员，每人只收取两百元学费，150元食宿费。

有人曾说，这个世界上，挣钱的办法有很多种，但有高下之分。
有愚笨的，损人不利己；
普遍采用、有效率然而损人利己的；
还有一种，就是利人利己利社会的。
助人，也助己。任旭平就是那种把钱挣得很高明的人。他对贫困农民家庭所做的一切，正在持续地得到回报。通过培训，他跟全国各地的兔倌结下亦师亦友的深厚关系，同时，巴地草运动为他的兔子王国打下最坚实可靠和低成本的供货网络。他的客户遍及欧美，常常，只需要一个电话，远在贵州甚至青岛的兔倌们就会按订单将货品送至机场。他的生意做得越大，越能为千万个普通农户搭建稳定的市场。

任旭平曾经种过一株辣椒，他精心照管，冬天搬进屋，遇在晴天就抬出来晒晒太阳。结果，这株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居然活了三年，而且每年都挂椒。任旭平最惬意的事，就是早上起来，煮碗面条，然后伸手在阳台上摘一个辣椒来下。
把一年生的草本植物，硬是养活了三年。正如一个贫病交加的少年，成为中国兔王。

 60多年前，张爱玲说：“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到海的图画，后看到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张爱玲的意思，没有特别抗拒这种生活的戏剧，但是担心如果沉浸在生活的戏剧中，对于真实的生活反而不免隔膜。不过，借助于他人的体验来认知世界，在这个资讯发达的年代，不是你想不想，根本就没有说“不”的可能。   朋友终于离婚，在苦苦挣扎了两年之后。她和前夫，是学生时代的恋人，在一起很多年，顺理成章地结婚。可是婚后她常常抱怨，她嫁了自己不爱的人。但当我们问她什么是爱，她也说不清，“总之不是我对他的这种。”她说。爱需要激情，她有时说，我对他没有激情。可是她又经常怀今前夫给予她的平实和温暖。她现在也经常怀疑，如果再经历恋爱和结婚，会不会也和从前一样，渐渐地归于平淡。我几乎确信，她未来的感情生活，依然逃不出这个结局。因为她对于生活的理解，很少来自经验，更多源于小说、电影、诗歌中的某个片段、某种意境和某一类感觉。当她说与他的生活缺少细节时，其实是缺少这种戏剧性的元素。这位朋友，还有身边的其他人，包括我自己，或多或少也都受着戏剧化生活的影响。因为普通的人生，缺少大喜大悲的机缘，而很多人，又在心底里渴望成为处于某种纠葛和冲突中的主角。而那些命运跌宕的人，反而相信“没有坎坷不必走”，反而特别地坚韧而充满活力。 英明的领袖***指出，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劳动人民的改造，未尝没有道理。尤其是多愁善感的小知识分子，正需要“以直救文”，用常识打破生活的镜象，才有可能触到生命的质地。

当高原秋天具有穿透力的阳光在昨天清晨打进窗户，我想，该不是曹博士的悲鸣终于打动老天爷了吧？
在过去近一个月的绵绵阴雨中，曹博士位于顶楼尚在装修中的新居就不断渗水。天花板和墙壁上一滩滩洇开的水渍，以及还未上漆的实木楼梯上点点霉斑，成了曹博士的噩梦。在很多个夜晚或者清晨，曹博士一觉醒来，听到滴答的雨声，心如刀绞。
因此，某天晚饭时间，曹博士在两杯啤酒的鼓励下，发出“再不出太阳我就要崩溃”的呐喊。好在，老天听见了。
事实上，更让曹博士揪心的是，已进行了一年有余、堪称胡子工程的装修，不知何时才是尽头。而新居之漏水，也是装修惹的祸。曹博士长吁短叹时，同席的刘博士也黯然神伤。他的新居就在曹博士对门，一样旷日持久的装修，一样的漏水烦恼。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去年刘曹两博士落户贵大时享受政府的优待，各分得一大房子并减免十万元房款。哥俩就想，省下来这笔钱正好用在装修上。
承接装修的是两博士的“朋友”。他自称是装修爱好者，揽这活纯粹为满足“装修欲”，绝不赚钱。两博士一感动，当即就各付了十万元给这位“朋友”。
三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一年又三个月过去了。两博士的新居仍处于“装修中”。原来，这位朋友只能在业余时间组织工人来光顾一下下。尽管也同意“慢工出细活”，但天天被学校催促腾出早已超期的过渡房，两博士的耐心终于到达极限，明确要求“朋友”限期完工。
“朋友”绕过这个话题，转而讨论装修费用。他说，刘博士房子已花掉的装修款约20万元，曹博士面积较小标准较低的也花掉7万多，因此，要完工的话，两位博士还要再补一笔装修款。
两博士凭常识，认为已装修的部分根本不可能花这么多钱，可是没有办法讨公道。钱早早交到人家手里，加上两个思考人类学的脑袋在面对“材料”和“工价”时便不那么灵光，并且不曾先小人后君子地签个什么合同，只好抑郁地鸦雀。
据说他们最后来了个快刀斩乱麻――炒了那位“朋友”，狗肉账也即时划清，拿出去的就算了，多出来的坚决不认账。
办公室的小朋友评说这件事：“这个房子即使装好了住进去，也会留下心理阴影。”
秋去春来。上周见面，忍不住打听此事的最新动态。刘博士说，如果有人想买房就帮联络他；至于曹博士，则被迫搬进尚未完工的房子。意外的收获是，他学会了辨云识天象，在阳光灿烂的下午仰着头，眯着眼，看天边那片雨云，会不会飘啊飘啊飘过来。

十周年同学会琐记之三


《贵州商报》的记者要来采访我班同学会。

尽管我班相当一部分同学，与这位记者的上司平辈相交，可是必须说明的是，记者绝不是我们请来的。低调，再低调，谢绝炒作，是我班一贯作风。

我们最终接受了采访，一是因为支书和班长决定支持同行工作，二是我班同学会引来记者说明咱们魅力不浅，还是有点沾沾自喜。

女记者李叶子，是我们的师妹。

师妹循循善诱，特别想挖掘我班的感人故事。比如说，她在啧啧感叹完我班同学的精诚团结后追问：“为什么你们班同学的感情这样好呢？”

这个问题难住支书、班长和在场各位同学。

好就是好嘛，还需要理由吗？真的没有好好想过。

我们最后让师妹有些失望地离开：“我回去再合理想象一哈，应该差不多吧。”

后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要真的列举，一定会有一些师妹想要的事例。比如说，我们班平常自由散漫，但在开“黑灯舞会”时一定积极参与，在集体给老师放完假、面对系里威逼利诱、没有人会供出主谋，在去镇山采风时会默契合作、几个人在麻将桌上安顿好老师、一堆人在河边围着篝火又唱又跳-------功利的人少、性情的人多，想不好都难。

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事。刘杰于生死界间徘徊了一次，朋春从花溪河里救起他，在花溪医院醒转时，看到的是张瑜彻夜守候熬红的双眼------失去杨勇峰，大家痛彻心肺。还记得那天，回安顺实习才一个多星期，刚从紫云采访回来，妈妈转告噩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天以前，才在一起吃告别饭啊！因为他的家在省的边缘，很远，要提前离开。打电话回学校证实，那头传来的哽咽声令我无法自持。还记得杨爸爸到学校，为了要每个同学一张照片留做纪念------九三新闻班，永远是34个。同学会的酒，应该记得洒一杯。

我们班的团结，得益于风风火火多才多艺的韩支书。回想起来，好多活动都是韩支书发起并全身心投入，才搞得起来，才搞得多姿多彩。也向韩支书致敬，我以是你的老乡以及老搭档为荣。

我想，我们没有答上小师妹的问题，一是我们大多只会提问，鲜有回答问题的经验。二是，很多东西，只属于我们这一群。我们可以每一次聚会都不厌其烦讲同一件糗事、回味某件事，想念某些人，但是不愿拿出来，跟不相干的人分享。

将我们从四方八方重新聚拢起来的，是一同走过的时光。

十周年同学会琐记之二


“旧照重拍”是张瑜同学的主意――每个同学准备一张老照片，在校园里同样的地点，跟同样的人，摆同样的姿势，再照一张。在此次同学会的纪念册里，新老照片会放在一起，看这十年，究竟有什么不同。

旧照重拍的首选之地，居然是大操场。

613的姐妹们，当年军训时在此一字排开，作英勇前行状，拍下一张；此番再来，风采依然，只是清一色的军装换红妆，姿势嘛，怎么摆都不如当年飒爽。我荣幸地成为这张新照的拍摄者。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她们为因故缺席的赵燕同学留出了空位。可以想见，在她们心里，这个集体，一个都不能少。

605的姐妹们的军训旧照，是在草地上拍的。瓦利和大哥坐前排，我，朱儿和杨三在后排。我们特邀的摄影师张瑜同学认真地比对旧照，然后指挥：“腿是盘起的，手放在膝盖上，一边一只------”拍完以后，不甚满意：“这个头原来是偏起的，现在正起了。”又大发感慨：“变化还是好大的，班长当年好稚气噢！”

当年，又有谁不是稚气的呢？

最盛况空前的是在鲁迅像前重拍毕业照。雪莉做总指挥，一个个按原先的位子安置。当年在场而今缺席的有朱宇、任利波、濮勇、赵燕、庞国吉、王万军，以及全体老师；当年缺席而今在场的有瓦利、谢红娟，十年前及十年后都缺席的有蒋长科。（如有遗漏，请同学们指正）

什么时候，才可以33个，全体在场呢？也许不再可能，所有的盛宴都有缺席，正如所有的人生都不完美。

张瑜同学被评为此届同学会最大贡献奖，同时提名本班终身成就奖，不是没有道理的。除了贡献这样有创意的点子外，他还花了不少时间，制作了长达20分钟的短片，在晚会现场勾引出眼泪无数。（其中，尤以本人为最，晚饭时喝下的酒水都化成乱飞之泪）

   向张瑜学同学学习！向张瑜同学致敬！

十年同学会琐记之一


“老婆，我给你把《十年》下在手机上哈，明天你们农交会肯定要唱这首歌。”

“我们为哪样一定要唱这首歌嘛？我们才不唱哩！”
“哼，你们不唱我就不姓杨。你们班那些酸腐之人，不唱才怪。”

以上是我班女同学与家属于同学会前夜的对话。因为女同学执意要参加同学会，爽了与老公驾车出游的约，这位家属给我班同学会取了个别名“农民交友会”，简称“农交会”，并拿来污染下一代。同学会即将结束时，这位女同学接到三岁女儿打来的电话：“妈妈，你们的农交会开完没有？”

这位家属还不解气，数落我班支书和班长：“这个大号刘嘉玲，就是你们班的搅屡棍；这个像三毛的家伙，干得出哪样好事？”

班长的老公因此想与这位家属干一杯：“哈哈，讲得太对了，深得我心。”

这位家属还密谋在同学会第一天直杀现场，施展苦肉计：把小女儿饿一顿，让她哭喊：“妈妈，要吃饭，要回家。”将女同学搞得心肠稀软，乖乖回家。为壮声势，还欲邀约“大号刘嘉玲”和“三毛”的老公一起前往搅局。还好，这场阴谋只是一个构想，没有成为现实。



   家属反应强烈，是因为严重吃醋。我班同学会早就定下规矩，所有家属不得参与。当然，挖自留地的那种，可以同学身份双双出席。不过，本班挖自留地成功的，硕果仅存一对，于大局无碍。

   我班同学会又定下充满瑕想的主题。第一天：心动不如行为；第二天：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第三天：相见不如怀念。

   我班节目单上还出现一些诡诈的名目，比如：A4。具体内容组委会严重保密，说要当场宣布，还说一定刺激。并且一提到A4，创意人“大号刘嘉玲”以及其他知情人就笑得超级暧昧。

   鉴于同学会已有“折散一对算一对”的恶名，加上我班组委会如此名目张胆地营造气氛，难怪家属们紧张。我班另一女同学，让老公帮她接电话，老公不接，理由是：“折迁公司的电话，我为吗帮你接？”（注：折迁公司为同学会别称）。



   终于，在家属们的抗议中，在同学们的期盼中，贵州大学九三新闻毕业十周年同学会，于2007年5月4日在花溪如期开幕。33位仍健在的同学中，有26位排除万难，齐聚农行干训中心。

见到阔别十年的刘杰、罗志勇同学。罗同学站在大厅门口，与各位同学一一握手，亲切问候。他对同学的记忆，在之后的活动中慢慢唤醒。最有效的环节是重拍毕业照。罗同学手握当年的毕业照，一个个地向“大号刘嘉玲”求证：“这个是谁？来了没有？是哪个啊？”然后看着十年之后的那一个，两眼迷茫，如在梦中。

刘杰同学记性明显比罗同学要好。一见面，就能精准地叫出对方的名字，好像不曾有过千里之隔，十年之别。

十年，其实不算太远。

至少，在我班女同学身上，还没有刻上岁月的痕迹。如果要说变化，从整体上说，变得更加漂亮有型有气质。

时间更多改变了男同学。大部分男生身材走样，纷纷挺起肚腹，只有臧侃和周贵昌同学，保持了杨柳小腰，可颁给最佳身材保持奖。还有部分男同学，华发早发，令人唏嘘。但据说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年“万人迷”的某超帅男同学已“聪明绝顶”，不复昔日风采。可惜该同学公务繁忙，没来参会，无法证实传言。

河坝是麻江的一个瑶族村，但是当地人执意说，他们其实不是瑶族，而是另一个没有被国家承认的民族，叫绕族。
村子真的躺在一个大坝子里，一条清澈的河从坝子中间流淌而过，河的两岸是大片的小麦和油菜，小麦和油菜的尽头是线条柔美的山，山腰上层层叠叠的是冒着炊烟的木楼。
走在河坝的土路上，看农人赶着马车，或者挑着担子，打我的面前经过，总是想起《桃花源记》。黔东南这一片，史上曾叫“五溪”或“武陵”，说不定老陶讲的那个地方，就是河坝也未可知。呵呵。
那些山上，据说生长着不少枫树。枫树在很多苗族村寨，有着神圣的意义，因为苗族的古歌里讲，苗族先祖蝴蝶妈妈是从枫树里生出来的。
枫树对于栖息于河坝的绕族，也有相似的地位。相传当年绕族的祖先，一路迁徙，最后选择在此定居，就是因为这里有枫树。枫树的油，可以用来做枫染，而枫染，是绕族妇女用来做头巾的必需品，头巾上的图案，又是不同家族的身份象征。每个嫁到河坝的新媳妇，都要努力地学习做枫染，尤其是要学会画本家族的图案。在各种村落聚会中，只要看女人的头巾，就知道她是属于哪个家族的，如果搞错，一定被笑到惨。
枫染是绕族的独特手艺，原理跟蜡染类似。跟用蜂蜡来勾画图案的蜡染相比，由于枫油在漂染的过程中，不会像蜂蜡一样容易出现裂纹，所以图案细密完整，没有蜡染那些神秘莫测的“冰纹”。
没有冰纹的枫染，跟蜡染一样美丽。那些河坝女人们个个可以随手画出的花鸟鱼虫，栩栩如生，而且一样地寓意深远。
绕族的古歌，很多与枫染相关，有专门讲枫染制作程序的，有讲枫染图案来历的，有讲枫树与村寨关联的。在没有文字的民族中，通常会这样口口相传，将祖先代代积累的知识和人生智慧“寓教于乐”，传递下去。
但是对绕族而言如此重要的枫树，近年也面临生存危机。原因让人啼笑皆非，居然是退耕还林——政府官员们划定一片区域来还林，就把原先长在那里的树全砍掉，里面就包括枫树，然后种上清一色的板栗或者其他的经果林。
做这个规划的官员们多半是好心，因为种经果林能增加收入，比种枫树实惠。可是他们不了解，枫树在绕族的生活和心灵中，有着板栗或其他的经济果木无法比拟的份量。

10多年前，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将波德莱尔的一首小诗摘抄在笔记本上：幸福的人/思想有如百灵/自由飞翔向清晨的天空――翱翔人世之上/轻易从容/了解花枝与静物的语言
从父母家带回这本遗忘已久的笔记本，一直放在包里。某天在师大门口等人，终于有时间翻看。就是这几行简单的文字，不知为何让我瞬间热泪滚滚。
幸福何其遥远。人生沉浊。

窗外大片的迎春花，枝条如同瀑布一般垂下，娇嫩小巧的花朵辍在枝条上，凭借“集体的力量”，竟然有种惊心动魄的美丽。

身边的人，心灵经受着难以言说的苦痛。
一度以为，自己已经触到生命的质感，无论做什么都觉得踏实。可是这一刻，仿佛置身流沙河里，没有立足的根基。

春天很美，却是容易伤感的季节。

我必须，写几行文字，记住一棵萍水相逢的苦草。

“苦草”，云南一个“性工作者”的自我服务机构。“我和姐妹们，都是苦草。苦，是饱受凌辱和歧视的苦，草，柔韧而充满生机，根在地下紧紧相连。”“苦草”的创办人G这样介绍自己。
这棵苦草，眉清目秀，谈吐机敏，让我难以想象，是怎样万般无奈的境遇，使她沦落风尘，要靠出卖身体为生。
这棵苦草，一说起她的姐妹们，清亮的双眼便浮起泪光。
她们经常想到死，想到死去时的冰冷、绝望、孤独和不甘心。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女孩子，得知自己HIV阳性时，拿了所有的积蓄跑来问她：“姐，我存了一千块钱，够不够治好这病？”
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向那些伤害过她们的人报复。对一般的顾客，她们会记得用安全套，对那些倚仗职权欺负和侮辱她们的人，她们会使一些小手段去掉安全套。她劝她们：“这样做会伤害无辜的人。”可她们反问她：“我们的病又是从哪里来的？”她无语。
在她设立的服务站，准备了热水、毛巾、香皂甚至一次性纸内裤，很多姐妹来这里，只为了洗一个热水澡；也准备了倾听的耳朵和温暖的胸怀，让那些姐妹可以尽情地说，畅快地哭。
她鼓励姐妹们用劳动来挣钱。她们一针一线做出精美的绣花鞋，却找不到销路；她们辛辛苦苦折了数万一毛钱一个的纸钱，送到公开向社会征集纸钱的寺庙，却被普渡众生的和尚们赶了出来：“你们这些挣脏钱的女人，不要来亵渎佛门净地”。
她还想做更多，让患病的姐妹得到救助，让被屈辱扭曲的心灵重获安宁，让被迫沉沦的人生回到正常的轨道。

临别时我拥抱她，向这棵美丽的苦草，表达敬意。

出发时，我们只剩6个人。但我们担负着另外18人的重托：帮他们到大洪点杀三头年猪。我口袋里装着一份长长的名单，上面记着：娟姐，三分之一个猪，含10斤鲜肉，若干腊肉；守湖，5斤鲜肉------

像老张在5460上描述的那样，贵遵路烂得够呛，差点让我们的小夏利抛锚。不过因为天气好，又因老张的提示调整了出行时间，所以没有遭遇堵车，只花了两小时就到了大洪。

眼前的大洪看上去并不像贫困村――民居大部分是崭新的瓷砖贴面砖房，杂夹几间旧房，碎石块垒成，茅草盖顶。村民们说，以前他们住的大多是茅草房，政府推行“茅草房改建工程”，每家农户补贴3000-6000元，其余由农民投资，近两三年建成那些崭新的砖房。房子变新了，可家家户户都背了不少债。

去过的村子不少，可没有一个村庄像大洪这样让人心里发酸――四周高高矮矮的山，没有树，只有荒草；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没有农家常见的花花草草，没有成串的包谷或辣椒；村里一条未完工的机车路，即使在晴天，也积满厚厚的稀泥（上次老张他们的车就陷在里面无法动弹）。据说，这条路是县里办的十年实事之一，经过层层转包，最后不知该谁负责，反正开肠剖肚地躺在那里晒了两年太阳。

记下为我们喂养年猪的三个家庭：陈思玉、肖永祥、汪国安，给他们都拍了照。陈思玉，68岁，和71岁的老伴金至芬，一共生育了7个儿女。在城里的同龄人大多唱唱跳跳、散步遛鸟时，他们还在辛勤地劳动。“今年我家喂了两个猪、4头牛。”陈老伯自豪地说。

我把购猪款1700元交给金至芬，她反复整理那些钱差不多半个小时。一个细节让我难忘：17张一百元人民币，她数来数去，突然惊慌地说：“咋个只有13张？”她7岁的孙子自告奋勇帮她数，“一、二、三------”她盯着那些钱。“是17张，没错！”小男孩说，她才如释重负地接过那些钱。

他们不是不勤劳，但是为什么还会吃苦受穷？

杀猪前，作为消费者代表的我们、协会以及户主三方一起将毛猪过磅。协会找来的磅，已经锈迹斑斑，校一校，比较准了，才开始称。村民们说，这里离城远，自家没有办法卖，只有等猪贩子来收。猪贩子收猪，一般要压价，还不准村民过秤，只能用眼睛看，估个重量，所以这些磅秤已闲置很久了。我们点杀的三个猪，正式过磅的重量比之前协会估的平均高出40多斤，加上压价，大概就是村民们以往喂猪总要亏本的原因。

走的时候，村民们帮我们把猪肉背上车，并且一定要把一整背兜的新鲜萝卜送给我们：“这个是无公害的，没用化肥农药，你们放心吃。”

路边，一位老婆婆清理地里的杂草，放火烧。她大约70多岁，倚着锄头，面带安详的微笑看我们呼啸而过。

咖啡馆里的卖猪会 [转]

咖啡吧里的卖猪会
     有一种猪，叫“良知猪”。
      
      李小茉莉通知我去西西弗楼上的元素咖啡馆开会时，我只听到是个“卖猪会”。这么生猛的会，跟我的淑女身份反差挺大的，但我还是决定去，原因有二：一是在猪年到来之际，多多参与“猪事件”，大概会有益于猪年大顺；二是在贵阳一个知名的文化场所买猪卖猪，如此大雅大俗的结合，大概很有“看点”。
      

      现场的明星，是来自息烽县大洪村的三个村民。她们用一年来的体会告诉大家：“良知猪”是这样喂成的――从2006年3月开始，村里用传统方式养了17头猪。这些没有吃过饲料、只吃苞谷、洋芋和猪草的本地猪，脚踏实地长足了近一年，相当于饲料猪的两辈子。作为讲“良知”的猪，人家当然不会苟且偷生，一个个长得体态紧凑肉劲道，生的单纯，死的好吃。


      大洪村是个特别贫困的村子，人均年收入仅200元。村民们在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一家以协助贫困弱势群体发展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喂养包括“良知猪”在内的生态农产品。他们付出了比喂养饲料猪更多的劳动，并协议用获得的部分利润建立“良知基金”，用以发展各项公益事业。昨天在元素咖啡馆，他们中的三个代表来到城市的我们中间“卖猪”――撇开了获得暴利的中间商，打通直接面对消费者的通道，他们和城市消费者也许能够实现“双赢”。


      我并不太了解高地研究所关于建立“良知市场”的宏大理想，但假如我跟朋友们合买一头“良知猪”，既能让我的口腹充分体会到生态食品的美味，又让某个负债累累的农民家庭数着钞票眉开眼笑，还一不小心为保护环境、保持生物多样性、建立城乡之间良性市场交换体系之类我其实稀里糊涂的大目标贡献了力量，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在西西弗的咖啡香里，大洪村的陈姐姐告诉我们她对于“幸福生活”的定义是怎样的：“有吃有穿，孩子上得起学，生病可以去看，身上没有背债。”她的小孩在学校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是8块钱，打汤的时候多打一点，可以就着吃两顿饭。我想，6块5一斤的“良知猪”，假如我买5斤，她的孩子就有了一个月的伙食费。


      我没有问在高地研究所为这个项目忙了挺长时间的李小茉莉，但我相信引导和帮助尚挣扎在温饱边缘的村民们尝试养“良知猪”，这个过程一定不轻松。我想我会成为“良知猪”消费者中的一份子，因为李小茉莉是我的好哥们，我要给她信心；同时，只有卖得出去，大洪村村民们才会继续生态喂养，继续找寻通向幸福的路径，而我们也才能在来年继续吃到好吃又健康的猪肉，所以我也要给他们信心。

      他们的幸福梦想那样简单。其实，我们的也一样。开着车，一路飞奔到大洪村，“现场点杀”良知猪，与村民双双欢笑――幸福如此公平，一个都不能少。

  
      卖猪广告（本广告纯属“绿色”，与“托儿”无关，与大洪村的幸福生活有关）：
      “良知猪”购买热线：5830204，5831226。

以上是才女小舒的博文,文中的李小茉莉就是我.从今年起我会正式成为"二道贩子",为农民叫卖"良知猪","良知香菇","良知枫染"等等.我们希望农民的劳动得到合理的回报,希望更多的人用自己的消费行为,来支持农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理想.城市农村联合起来!

南周记者吴虹飞采访名嘴黄健翔，写了一篇颇具个性的人物专访《狷狂黄健翔》。但是文章发表后遭到当事人的强烈抗议，甚至在网上引发口水战。

我不擅长于对娱乐事件发表看法，这次却颇多感触。跟其它媒体的报道相比，南周一贯以视角独到或深刻著称。这次也不例外。记者说她试图在采访中深入对方的内心世界，并在写作中表达出来。可对方并不买账，直指南周及其记者歪曲事实。于是，南周的这次“深描”，由于当事人的抗议及更多采访细节的批露，未能如以往一般令人信服。

而我的联想，则是在人类学领域展开。人类学的任务，是记录和解释文化多样性。在更早的岁月里，人类学者花了更多的精力去介绍和解释“异文化”，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字地处边远的族群。这些学者与南周记者的类似之处，是不满足于直观地描述看到的现象，而是力图进入这些族群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加以“深描”。

黄健翔是幸运的，因为他能够读懂南周记者的文章，并且可以利用自己的平台加以反驳。而人类学的历史上，那些被“深描”的人们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人类学家对他们做了这样那样的“解释”，但那些文字、概念及其被发表的地方离他们何其遥远！他们无法了解这些解释，这些深描，也无法对其是否歪曲了事实提出异议。

如果他们能够反驳，不知道会引起多少口水官司！而很多经典，也许不会成为经典。

马林诺夫斯基去世后，他的田野笔记一经发表，立即引发一场至今没有解决的人类学“认识论危机”——在这些笔记里充满了焦虑、困惑、对当地人的厌烦以及大量歧视性描述，跟之前发表的那些民族志愉快、平等的格调大相径庭。

民族志的合法性很大程度建立在研究者的“参与观察”经历。几乎所有的人类学者都会在著作中强调自己是如何进入那些陌生族群的内部，并且呆上足够长的时间，以增进作品的可信度。人类学的术语中也有“浅描”和“深描”之分，但是即使格尔茨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也无法划清这“深”与“浅”的界限。

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判断是否“进入”你所观察的社区或人群？我在郎德调查时常被这个问题困扰。石峰先生提供一个简易的判断方法：那个村庄里的狗不再对你“汪汪”叫，就算成了。在郎德，尽管所有的狗对我都很友好，村里的大人孩子见到我都会打招呼，我和其中的一些人成为朋友，我甚至探听到这里的一些隐秘，我讲这个村的历史和现状比很多村民都头头是道------但是，我仍然无法自信已经了解这个村庄，已经进入到它的里面。

所以我至今难以下笔，来写我的论文——“深描”这里的人和事，并且用人类学的概念来解释它们。

人类学已经反省，只要有描述和解释，就一定存在歪曲。不过即使存在歪曲，这些描述和解释不能说没有价值。人类学还要继续，我还要继续。

人生和学问，都在悖论中。

你不得不相信，一些人和另一些人之间，有着特别的缘分。

比如我和另一个李丽。

 

我们同名同姓，都来自安顺，在同一所大学念过书，现在又在同一个民间组织做同样的事。

因为工作和生活圈子严重交叉，背景又严重雷同，人们只好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冠上大小以示区别。

我们自己不得不强调这个分别，向陌生人介绍时，一定记得讲清楚自己是大李丽或小李丽，因此也有更多的人，认识我们其中一个时，知道还有另一个的存在。

但是张冠李戴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她经常被叫去听电话，结果人家找的是我，或者人家本来想发给她的邮件，却到了我的邮箱。

某天发现手机上一个未接电话，从号码上判断来自小河，而我住在小河的朋友只有小李丽。于是回电话过去。

“喂，请找李丽。”

“李丽？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

“那么请问是谁打过我电话？”

“你是谁啊？”

“我是李丽。”

“------”

“------”

我突然觉得陷入一个混身是嘴都讲不清的境地，赶紧挂掉电话。

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一个月前。我们一起泰国参加培训。先是在昆明机场换登机牌时，就让服务员迷糊了半天才搞清楚：“真的是两个李丽啊！”接着在海关，我先过了，审查官把她拦住了：“才过去一个李丽，又来一个，你们是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啊，就是同名同姓在同一个单位上班。”那个大洋芋说吓唬她：“我们有规定，一天只能放一个李丽过关。”害她虚惊一场。

接受这个教训，我们在泰国海关时分别从不同窗口过境。培训结束回到昆明机场，又出了问题。我们交了两份钱买了两张机票，人家的电脑上却只显示一个，解释了半天，又去查记录，才补上。

 

培训的同学来自东南亚五个不同国家，平常用英语交流。我们不止一次向他们说明为什么要在名字前分别加大小，看上去他们都明白了。培训结束时我问他们：“我姓什么？”他们思索好一阵说：“姓大。”